酒文化与职权主义

时间:2008-07-29 19:31:46 来源:中国酒网作者:王邦

　　我的酒量不大，但喜欢小酌一、二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在山东乡下时，便因为我是老家唯一的男子汉（尽管那时还未成年）而代表全家——无论走亲还是迎戚，都像模像样地端起瓷酒杯，虽不会猜拳行令也六六大顺地来一通。那时农民们是用地瓜干换地瓜酒，虽不能与现在的‘红星’二锅头同论，也更不能与‘水井坊’并提，但能够喝上半斤八两也有成仙似帝的感觉。我正是从那时起开始计算‘酒龄’的。字串7

　　现在人们喜欢把某种行为观念、意识和方式与文化联系起来，以彰显认识的理论层次。喝酒的观念、习惯和特有的行为方式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酒文化。不少人提出要发扬酒文化、提升酒文化等等。从酒瓶的造型、酒广告到酒文化节都是酒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以为中国人喝酒的行为方式和意识还的确反映了一种地域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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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文化中最突出的一种的行为现象是劝酒。劝酒其实也并非仅限于中国人，外国人也是如此，喝酒到一定程度，其中便没有了隔膜、甚至是少了以往的虚伪，相互之间变得特别真诚。但中国人劝酒极具特色。劝酒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对方多多喝酒，中国人的劝酒意识是让对方喝得越多越好，喝到桌子底下或躺在床上就更好，没有喝够主人便觉得很过意不去。这种观念在过去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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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劝酒的程度和方式各地有所不同，沿海地区、江南一带要弱一些，这可能与江南文化有关。其他地方，尤其东北、西北、西南部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劝酒就特别厉害。一到这些地方就要特别注意，要不，肯定被放到，轻者胡言乱语，重者打吊针。东北人劝酒有时非常简单：“看得起，就干了”，没有多余的话，说完后根本不看对方一眼，显示了东北人特有豪爽。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如果你能喝，而说不会喝，能多喝，却少喝是最为劝酒人看不起的，即所谓“酒风不正”。为了让对方喝酒，劝酒者会找到一百个、一千个理由，正应了那句话“狼要吃小羊，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到”。反正一条就是无论如何你得把酒喝下去。喝酒的时间有一半实际用在了劝酒上。字串6

　　劝酒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自己尽量少喝，别人尽量多喝。由于劝酒是相互的，因此根本不用担心发生想喝而喝不够的情况。在劝酒方面，中国人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厉害的劝酒方式是以歌劝酒。这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这并非少数民族原有的劝酒方式，而实际上是汉人利用了这种方式。一上来三大银杯，民族姑娘身着漂亮的民族服装，高举着搁酒杯的盘子，唱起婉转悠远的民歌，你要不喝，就一直唱下去，直到你全部喝下为止，此时必然是“英雄难过美女关”。字串2

　　诚然，也不排除没有他人劝，自己就不好意思喝的情形，此时劝是必要的，但这种劝只是起一种启动和提示的作用，与大多数情形下的强制性命令有很大的不同。劝酒的强制性基础并非来自法律规范，而是感情和伦理基础，尽管一般而言感情和伦理是没有强制性，但在中国，这种感情实际具有很大的威力。当劝酒者是被劝者的下级时，劝酒的有效性就因为上下级关系而大打折扣了。以感情为基础的强制性必然服从于上下级的命令关系。字串4

　　劝酒，让对方喝酒，在许多情况下是不以对方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喝够，还是没有喝够，也不管你难受，还是不难受，就是一条喝!喝，便成了一道依据情感的绝对命令。这种酒文化使我想到了我所关注的民事诉讼体制，我想酒文化中的强制性是否与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干预，即职权主义有点类似呢或关联呢？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国家干预就是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为转移，干预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处分的自由支配。职权主义诉讼体制中，法院的职权行为其出发点与劝酒有类似的地方，即在某种情形下干预的出发点是为了被干预的对方，基于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提出的证据，法院基于查明事实可以独立地收集证据，并以此作为裁判的依据。劝酒是为了让你喝好、喝够，为了友谊和感情；诉讼中职权干预在于维护当事人、社会的利益，为了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法院干预是一种作为中立者的干预，而劝酒的强制一种来自对方。但不管是喝酒中的劝酒，还是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主义都是以自己的意愿、意思为前提。在此看来，诉讼中职权主义之所以在我国有生命力，还在于这种职权干预有一定的传统大众文化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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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观之，违背对方意愿的劝酒是应当值得认真反思的。尊重喝酒人的意志应当是首要的，伤害喝酒人的身体只是其消极结果之一。劝酒行为人的良好愿望往往带来不好的后果。稍稍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多次运动那一次不是以良好的愿望开头，而常常又是以悲剧收场的!职权主义也是如此，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就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而职权主义以维护某种利益为由，以裁判者自己的意志代替当事人的意志，这必然导致处于一种为好不得好的尴尬地位。字串6

　　回头思考一下沿海、江南地区在劝酒方面与北方地区的差异问题，笔者猜想这种差异是否与两地的经济有关。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沿海、江南地区相对而言具有更长的商业贸易历史、更发达的商业贸易。而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平等性是否会削减劝酒中的意志强制呢？或者说是削弱这种意志强制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呢？从中国地域文化差异来看，经济贸易的非发达的地区人的性格也更为粗旷，而经济贸易发达的地区人际交往更为细腻。粗旷者往往不太照顾对方的意愿，这里的“粗”也体现为行为人对大原则的关照。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经济有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从酒文化的变异就能窥之一二。这种变化表现为人们已经逐渐在淡化劝酒的强制性，即使要劝对方喝酒也演变为：“我干了，您随意。”而这样的劝酒方式，已经有违劝酒的“基本原则”了，无疑具有‘本·拉登’的风格。从沿海地域向内地，从南方到北方呈现一种逐渐强化的趋势。内地受沿海的影响，其强制性远不如过去。